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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turday, July 25, 2020

民調達人鍾庭耀危難時刻不再守身如玉說該說的話- 20200726 - 副刊 - 明報新聞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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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布會舉行前數小時,一封可疑信件派到黃竹坑的辦公室。隔天記者與香港民研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在上址見面。

新聞片段中初選點票租用的桌子已悉數歸還,椅子沿兩邊牆身排好,盡頭有剛開完會的鍾庭耀坐在大玻璃窗的山景前。關心昨天是否收到炸藥,他安慰道,無咁誇張。

本着求真精神,他倒看得仔細,認出那是豬肉乾的包裝紙。信件還惺惺作態地寫上回郵地址,讓拆信人不虞有詐。

同類的騷擾或恐嚇,這些年來,他們收過不少。

自去年四月宣布將脫離香港大學成為獨立機構,香港民研隨即迎來大型社會運動,繼續其一貫工作,以問卷調查方式呈現市民對政府、對議題的反應。

而政府民望屢創新低,特首持續以「不批評、不回應」方式應對。

抵擋抹黑攻擊,又苦無實際成效,民調繼續做下去,還有什麼意義?

初選合法 毋懼抹黑

民主派初選前一晚,警隊下午突然到香港民研的黃竹坑辦公室搜證,一直到凌晨仍未收隊。鍾庭耀與拍檔鍾劍華商量後決定先與傳媒見面,「知道幾多講幾多」。記者會上,鍾庭耀坦言初選光明磊落,絕對合法,豪言願意獨力承擔抹黑。

回想這番豪情壯語,他說主要希望安撫替他們不值的憤怒市民。意識到香港可以表達民意、民怨和民憤的方式愈來愈少,限聚令讓政府「再多個理由」不批准遊行集會,《國安法》雖然存在含糊地帶,卻已被執法者廣泛使用,鍾庭耀認為投票在當下香港是「買少見少」的民主生活方式,必須保護,「當時不知最後會不會成功,有幾多市民出來,但我們都處理到大半了,我們承擔得起,就當我們沒覺瞓、心情好差,那就讓我們憤怒吧,想請大家未來兩天要更和平理性地投票」。他寄望,強化民主文明理性的方式同時,現已失去的一些遊行示威自由,假以時日可以扳回一些。

初選告終,被警隊搜查的資料仍未被解封,另一邊廂,有人吹風說選舉將延期一年,加上部分初選勝出的參選人陸續宣布不簽署選舉確認書,共同承擔被DQ風險。問鍾庭耀,排除萬難得出初選結果,若遭遇變數會否感到心血白費?他一貫理性耿直,「我不會這樣想,或者盡量制止自己這樣想。若結果不能被好好利用,的確打了個折扣,但在我來說,將結果完善地交出來,基本上沒人爭持數字不準確,我的工作就完成了」。至於事前各路人馬參選與否,事後落選人是否履行承諾,民主派35+的成敗等,均與他無關。正如這許多年來,民調評論制度的開放方針,「我們不想知人們評論什麼,自己出來講就可以了,如果認為我們的問題有缺陷、數字有盲點,儘管說就可以,我希望這是百花齊放啦」。機制與工具中性,他說,一直歡迎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就同一數據有各自的演繹。

九十年代初開展民調工作

一九八七年,鍾庭耀加入港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為研究員。其時,香港正面對前途問題,思考是否應開展民意調查工作之時,遇上了一九九一年立法會直選的機遇。有記者問他們,有沒有民意數據可以提供,他們的第一次民調便順勢開始了。

翌年,彭定康被委任為香港末代港督,隨民情波動,針對他到任後提出的政改方案,中心與傳媒合作進行多輪民調,測試市民的接受程度。到了一九九三年,定期進行哪些項目、規律與題目,如種種社會指標、對政府信任程度及立法會議員評分等,便大致定了下來,一直沿用至今。包括回歸逼近時增補的一些,如國家民族的身分認同問題,都成為恆常的題目。

以科學指標 檢驗一國兩制成效

「以前做的事現在沒可能做不到嘛。」鍾庭耀說,社會指標由九七回歸後開始設下,當時認為看一國兩制是否成功,建立科學指標是最佳做法。「回歸二十三年推行了《國安法》,會不會徹底改變個結構呢?我們當無事發生,無罪假定嘛。」

民意調查也非從來一帆風順,鍾庭耀第一次意識到科學客觀統計原來都要承受政治壓力,是二○○○年的「港大民調風波」。當年董建華透過高級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施壓,要求停止特首及政府民望的民意調查,鍾庭耀公開事件,引起社會嘩然。「特區政府不高興,某程度上都了解得到,中央政府都不高興。但我們照做,沒變到啊。」時間往後推,到了二○一一年,時任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點名批評,指民調設計將「中國人」與「香港人」對立,是「不科學」、「不合邏輯」。但民調工作並未就此止步。

「可能是我諗多咗,我覺得市民一年前的支持,其實好希望我們堅持下去的,而不是現在遇到《國安法》就退下來。」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自一九九一年成立,直到去年,到達退休之齡的鍾庭耀帶領十多名成員另起爐灶,脫離大學獨立成「香港民意研究計劃」,呼籲「自己民調自己撐」,眾籌六百萬啟動基金最後達標。「我永遠都記住那個艱苦時刻,市民對我們好多好多金錢和精神上的支持。我不可以在香港這樣一個危難的時候,就當已經兌現了市民的支持,我覺得我自己有責任站在這個崗位。」說不想對不住香港人,是他整個訪問中,說得最激動的一句。

研究增設評論成分 「應說不說,如自我審查」

脫離大學的消息一出,在二○一九年的政治低氣壓下,引來學術自由遭打壓的猜測。去年四月及五月,記者先後兩次邀約鍾庭耀受訪,團隊均回覆指時機成熟前暫不方便接受訪問。事隔一年多,鍾庭耀大方回應,指二○○○年的港大民調風波後,團隊其實經歷相當長的平靜日子,至於離開的決定,是實際操作考慮,因適逢該年大學換校長、學院換院長、學院院慶有許多改組新計劃,沒信心如期完成檢討計劃的行政銜接工作,為防斷層,他欣然接受校方的建議,「大家就不用處理是不是因為政治、經濟原因,甚至學術自由問題,叫做順利地避過咗」。

分析與評論的角色

在大學工作的三十餘年,他形容自己「守身如玉」,自感數據演繹做得相當中性,「有時,我覺得研究者其實有責任解釋多一點,甚至是指向一種批評政府的方向。不過呢,我非常克制,特登交給其他人做啦,我不講了」。設想如當天順利交棒,他也會忠告接任人將分析與評論兩個身分分開。「我本身希望中間力量是能夠強。」作風謹慎,但多年來仍無法阻止建制陣營攻擊,記者上月獲朋友轉贈一副街上派發的限量撲克牌,盒面印有「通緝令」,牌上印有泛民和本土派等不同人士的單頭照片及罪名,鍾庭耀竟也在其中。印在梅花J上的他,罪名是「勾結外國」。

評論基於研究數據

放下大學牌頭的包袱,他決心重新定位,「守身如玉是種美德,但成世守住都不一定是好事。都已經是一個民間、公民社會企業,當知識分子應該講的說話不講,這種做法好像差不到進入自我審查,是有點可惜」。因此,現時的研究增設評論成分,他不再迴避主持,但堅持基於數據的評論原則。他笑自己由退休突然變成創業,卻是戰戰兢兢轉身公民社會的崗位,自覺角色有變,最重要的使命是與公民社會互動、進行教育。

脫離大學前後,香港民研其實同樣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,以收費項目補貼免費調查,鍾庭耀認為最大的變化在於要落手落腳處理操作上的瑣碎事項。眾籌所得的起動經費在一年後的今天已差不多花光在各項建設上,但鍾庭耀對召集第二次眾籌仍然「十五十六」,「因為我覺得call,市民是會支持的,但現在社會好艱苦,尤其經濟上。你不食飯都給我,但我覺得,你食飯啦」。他說除非《國安法》拉人封艇,研究所應可堅持以小本經營,「睇餸食飯」,但如是次初選規模的民間投票,因牽涉大量人力物力以及網絡安全建設,恆常做便是大型發展,則未必可以維持。

民意調查在一九九○年代的學界曾蔚然成風,鍾庭耀指尤其回歸前五年,因為發表民意調查是最易引起公眾關注的方式,在媒體曝光等同增加大學撥款的年代,民調工作大多會獲校方大力支持。「但我估尤其社會運動開始,曝光還要分正負面。」當調查成果被建制抹黑,管理層則會視之為負值,他估計許多院校的領導人心裏都有陰影,加上需時深耕細作的民意研究工作之學術價值普遍不獲大學認同,學者在芸芸題材中自不會選擇。

最理想民研 由社會走進校園

因此,他認為在今天的現實情况下,民意研究工作脫離大學未嘗不是一件好事,「大學本身強調個人的知識追尋,大學應該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,甚至是領導角色,但各種審查和行政上變化,令龍頭角色變了質,可能外面的世界空間更大」。但在他的理想中,原來始終寄望民意研究工作有天可以回到大學,如同外國許多具聲望的研究所,也會由社會走進校園,成為大學的獨立部門。好處是讓老師及學生透過與研究所合作,在同一個地方進行教學和研究,凝聚人力物力與財力,相輔相成。他的願望是有天當政治打壓與學術箝制不再,香港的民意研究工作能夠走上這條路。

以民調反映真象 盼喚醒管治良心

「一個進步的民主社會,官方憲制的投票制度和民間投票兩者是並行不悖的」。鍾庭耀認為,香港當下面對的問題,中國大陸也在經歷,「就是官方制度跟民間意見開始脫節,所以民間投票、民意調查是填補了民意空間」。「當政府有政策需要諮詢,民間就會啟動,政府再以開放透明的機制去處理。」問鍾庭耀,政府可曾回應民間聲音,他細說不同領導班子對民意調查的看法,多年來的確有很大轉變。他記得港督彭定康對民調態度開放,即使民情對政改方案不利、似乎要求英國與北京和解,「他有他的智囊,尤其中策組的首席顧問Leo Goodstadt。我當時都在中策組裏,有需要時我都會引用民調。我認為彭定康很重視民意調查,也很懂化解。如果政策市民不接受,認為市民某些想法都合理,會修改少少,已經合理處理咗件事」。

面對民調 歷任特首取態迥異

回歸後,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取態則南轅北轍。「他的視野就是,民意調查本身是政治工具,當民調反映他的表現不好、政府失去市民信心,他就向民意調查工作者問責,但他又好間接,因為是個商人,就跟校長講,以為用關係網絡就可以箝制。」鍾庭耀認為董建華心底其實知道民意的價值,所以後來才讓中央政策組也摻一腳,自己做民調,但內容大多只供內部參考,「做完結果咪又係一樣,因為工具本身不會左右」。相對後來的曾蔭權親口回應,視「民意如浮雲」,鍾庭耀認為梁振英更具「戰鬥格」,尤其他任內發生雨傘運動,更會主動將民調工作抹黑歸邊。

時至今日,他形容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卻是「不批評、不回應」。雖未曾從她口中聽過對民調的政治批判,但她亦未曾按民調的啟示工作,包括反修例運動的不同階段反映市民意願。「不需要好有智慧都知道民情是要照顧的,但點解民望一直跌,現在三十分左右,都無所謂?會不會現時已經去到一個位置,任何一個特首都抗拒不到中央,它的意志就要遵從呢?」他說,唯一能想到為她開脫的理由就是「身處其中,身不由己」。

真理的強勢

林鄭月娥並未履行選舉時信誓旦旦的承諾,未就主流的反對聲音辭職。當政府有自己的一套,懶理民望大跌,民意調查還有什麼意義?「努力做專業科學的民意調查,我認為我們只是為了找尋真象而已。」再說下去,真象的價值是什麼,他說是良心的問題。「作為一個領導,無論特首還是中央領導人,都應該有管治的良心,真心為國家為人民利益做事。我希望,每一個還有良心的人,看完這些民意數字,都觸動到少少思想上的漣漪,每日行使的任何權力,都能夠有少少良心的反思。我希望達到這一步而已。」在他心中,民意研究工作就是為人民發聲,彰顯真理,「我覺得真理本身的強勢,就是會喚醒一些人,去改變少少,令世界好番少少,我都覺得值得啦」。

文 // 潘曉彤

圖 // 黃志東

編輯 // 王翠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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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uly 26, 2020 at 03:36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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